司 马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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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北宋宝元元年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左仆射兼中书侍郎。神宗时期，为变法反对派的领袖，退居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在政治上，司马光是北宋非常重要的中央官员，在立英宗为皇子、濮议、王安石变法、元祐更化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学术上，以他为代表的涑水之学是北宋中后期重要的学术流派。

在司马光诞辰1003周年之际，今摘选《资治通鉴考异》整理说明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考异》与《通鉴》的关系

说到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人们往往以为这是一部为皇帝治理天下提供历史借鉴的书，即注重其政治功效。这种理解当然不错，也“名副其实”。但由此也容易产生另一种倾向：冲淡和忽视《通鉴》一书最基本的性质，正在于严谨的历史叙事。司马光不是道学家，也不会以空洞的理论说教来启迪帝王。他是史学家，其肩负的使命是向帝王讲述历史上各王朝之成败兴亡，以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毋庸赘言，这些总结是否能有效地用来指导政治实践，取决于对历史的理解是否准确，即《通鉴》把握史实的精准度。通过史料来确定史实，是古代史学家最基本的工作，也是其最高准的。《通鉴》一书撰成，前后凡易十九寒暑，何其慎重其事。司马光与其助手如何能保证该书的质量，充分占有史料自然是第一步。但史料多有多的麻烦，少又有少的苦恼，且真伪夹杂，信疑两难，如何从中鉴别提炼出可信的史实，这是任何高明的史学家都会遭遇到的困扰。能否找到出路，从繁化简，由晦转明，史家的高下优劣，由此判然而分。《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正是司马光记述如何处理纷繁复杂的史料，通过考订鉴别史实，从而纂成信史的一部专书。

《考异》是《通鉴》的辅翼之作，也是《通鉴》的直接副产品之一。它的编纂，是与《通鉴》同时间、同步骤进行的。北宋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四月，英宗诏司马光自选助手，设立书局于崇文院，开始正式编修《资治通鉴》。其助手先后有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通鉴》编修的方法是，先标列事目，排比史料，以为《丛目》；继而就史料异同详略，考订抉择，以成《长编》；这些都由助手分任，最后由司马光删正定稿。

编次《丛目》，是对史料搜集整理列目编年的过程。司马光要求助手先取一部较为原始可信的正史或编年史为纲（如唐史则用《实录》），将史事依年月日标目列出，然后把所有参考书籍中凡与史事相关涉的材料，皆依年月日添附在提纲中，作成一部编年体的资料事目汇编。这部《丛目》中既有相同、相似的记载，也包含大量互相违戾的史料。因此，编次《丛目》的过程，就已经藴含了《考异》资料的搜集整理。撰修《长编》，则是在《丛目》的基础上，对搜集整理好的史料进行取舍鉴别，并写成《通鉴》草稿的过程。司马光要求将《丛目》所录关于一时一事的史料全部检出：“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即以考订为正确的史料撰成《长编》正文，而相违戾抵牾的史料以及编纂者的取舍缘由，则以《长编》附注的形式加以保存，这就不仅为《通鉴》删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考异》的纂辑准备了素材。《资治通鉴》定稿，由司马光亲自捉刀。他审核《长编》中已备的考证鉴别，以凝练为《通鉴》，另将附注中的材料编纂成《考异》。

简而言之，纂辑《丛目》，是广泛搜集史料并进行编年整理的过程；撰写《长编》和附注，是鉴别各种史料之异同真伪，以供取舍，确定信史；而提出考订的理由和结论，则是为取信于时人后世。司马光在《与范内翰论修书帖》的夹注中，曾经对如何在《长编》附注中保存不同的史料和取舍缘由，作出严格的规定：“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考异》的各条，也正是按照这样的体例编写起来的。

然而，司马光对于《考异》，绝非仅有编次之功。首先，《考异》这种史书体裁，是司马光首创的。《考异》有着完整的系统，全书三十卷，二千九百七十七个条目，依据《通鉴》编年的次序，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分属于周、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五纪（秦无考异），与《通鉴》的编年体各纪相辅相成。《考异》的体例严整划一，每个条目必先取《通鉴》文句标明所考订的事目，然后逐一列举各种文献的不同记载，最后说明自己的考订意见和取舍依据。

其次，对于助手在《长编》中鉴别处理过的史料，司马光并非一味承袭，而是做了认真的审核订正。若《长编》的考订正确，便取之直接编入《考异》。如《考异》卷二淮阳王更始二年“刁子都”：“范《书》作"力子都’。同编修刘攽曰：力当作刁，音雕。”又如《考异》卷三十后汉隐帝乾佑三年“帝为乱兵所弑”条，先注明张昭《汉隐帝实录》、薛居正《旧五代史》《汉隐帝纪》、《周太祖纪》都记载隐帝为郭允明杀；接着引刘恕曰：“允明帝所亲信，何由弑逆!盖郭威兵杀帝，事成之后讳之，因允明自杀归罪耳。”最后司马光按：“弑帝者未必是允明，但莫知为谁，故止云乱兵。”这里司马光不仅采纳了刘恕的后汉隐帝非郭允明所杀的考证，而且进一步解释了《通鉴》正文“乱兵”一语的意涵。若司马光不同意《长编》的考订，就选取自己认为正确的史料收入《通鉴》，并在《考异》中加以说明。如《考异》卷二十九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吴越王镠始建国置百官”条，先举刘恕《十国纪年》载钱镠如何奢靡荒恣，再列《吴越备史》、钱易《家话》记钱镠如何节俭，然后曰：“刘恕以为，钱元瓘子信撰《吴越备史》、《备史遗事》、《忠懿王勋业志》、《戊申英政录》，弘倧子易撰《家话》，俶子惟演撰《钱氏庆系图谱》、《家王故事》、《秦国王贡奉录》，故吴越五王行事失实尤多，虚美隐恶，甚于他国。”最后司马光加按语云：“钱镠起于贫贱，知民疾苦，必不至穷极侈靡，其奢汰暴敛之事，盖其子孙所为也。今从《家话》。”对于吴越王钱镠的行事，司马光不同意刘恕的考证，于是改取钱易《家话》的记载修入《通鉴》，并在《考异》中对刘恕的意见作了辨析。

经过十九年的不懈努力，宋神宗元丰七年（一〇八四），《资治通鉴考异》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成书。十一月，司马光上《进书表》，将三书同时上呈。

《考异》的独特价值

元佑元年（一〇八六），宋哲宗下旨，《资治通鉴考异》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目录》三书于杭州镂版刊刻，《考异》单行本开始流传于世。宋末元初，胡三省注释《资治通鉴》，将《考异》各条散入《通鉴音注》之中，《考异》出现第二种形式的传本。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独立的学术价值，《考异》单行本并未湮灭，明清两代皆有刊刻、钞录，流传不绝。

《考异》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说明修史时如何取舍鉴别史料以考订史实的专书。自古史家著述，都必定对史料下过一番辨证取舍的工夫，但自创一书，把修史时利用的书籍资料以及对史料的整理考订情况记录下来的却几乎没有。东晋孙盛作《魏氏春秋》三十卷与《魏阳秋异同》八卷，似为《通鉴》之有《考异》之滥觞。惜两书久佚，仅于裴松之《三国志注》存录片断，《考异》所采均出自裴《注》，已无法窥见孙氏二书之全貌。刘宋裴注《三国志》，“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共见”。但其注的主要目的还是博采众书以补阙疑、备异闻，虽有所辨正补订，却并未形成考订史料的完整体系。司马光首创《考异》体裁，将浩如烟海、种类繁多且真伪夹杂的原始材料逐一列出，并完备地记录《通鉴》如何进行史料的甄别考订，判断真伪，取信存疑，从而成为一部具有严密系统和统一体例的专书。《考异》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对史时、史地、史事、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等多方面的考订辨正。故《四库全书总目》指出：“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当是公允之论。

《考异》又是探究《通鉴》史料来源的主要途径。为了编撰《资治通鉴》这部编年史巨著，司马光及助手们“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可惜司马光并未留下完整的参考书目，告诉后世《通鉴》修撰究竟凭借了哪些书籍，只能通过《考异》以略窥其涯涘。《考异》引证书籍资料凡三百四十八种，除了从《史记》、《汉书》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十九部纪传体正史外，还有种类丰富数量繁多的编年史、实录、起居注、杂史、霸史、文集、奏议、谱录、行状、别传、墓志、碑铭、地志、小说、政书、类书等等。这些虽非《通鉴》参考书籍之全部，但已经充分显示《通鉴》史料来源的广博。分析《考异》对于这些书籍资料的引证考订和采择情况，不仅可以了解《通鉴》在编写各朝各代历史时史料的主要来源和基本依据，还能知晓《通鉴》在记述某一具体史事时根据的是哪些文献资料。

《考异》还是研究司马光及其助手的考史方法和治史态度的最好依据。《考异》对于史料的考订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其中运用了诸如推历、反证、推理、溯源、常识判断、文字校订、存疑等方法，对史料进行严格精确的审核，以辨析真伪，决定弃取。有时为了辨正一条史料，引书多至十数种，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考证。这对于考察和借鉴司马光甄别史料的方法和特点，有着极大的帮助。司马光编纂《考异》的宗旨，是要“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使读者晓然于记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歧惑”，以免后世学人在研读《通鉴》时，把司马光舍弃的材料再用作纠正《通鉴》不足的根据。但是司马光敢于自创《考异》一体，“既著采摭所自，又明去取之由”，正反映了他治史的严谨态度和坦荡胸怀，充分自信对史料的考订精审可靠，故不惧后人利用《考异》的材料来订正自己的错误，或者说这正是他的意图。惟其如此，《考异》与《通鉴》并行九百多年，虽有人指出过司马光取材考证的某些不足，但《通鉴》作为一部既取材宏富又事实详核的信史而享誉后世，《考异》之功实不可没。

《考异》考订史料的诸多方法，对后世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譬如司马光非常重视史书源流的考察，并由此确定史料的真伪与取舍。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政权兴替频仍，因此，这一时期多部纪传体正史并存，既有断朝为史的《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八书，又有通代为史的《南史》、《北史》。司马光对南北二史评价颇高：“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指八书），无烦冗芜秽之辞。”然而就史源言，李延寿根据八书纂成二史，故当八书与二史抵牾时，《通鉴》往往多取八书而少采二史。又如《考异》指出《唐懿宗实录》、《新唐书》因误读林恩《补国史》，而错载段文楚“更改旧制”的时间，也是通过考察三书的史料渊源，既辨明史事真伪，又厘清致误之由。对于同样记述五代前蜀、后蜀史事的张与句延庆两部《锦里耆旧传》，司马光虽对张《传》评价不高，却也肯定其“叙事甚详，苟无此书，则仁厚功业悉沉没矣”。而“句延庆《耆旧传》止于钞改张《传》为之”，史料源于张《传》，却又胡乱改移年岁，故对句《传》不甚引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创设史源学实习（又名清代史学考证法）课程，以《廿二史札记》、《鲒埼亭集》、《日知录》等清代典籍为读本，教授学生“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儆惕著论之轻心”，陈垣先生注重史源以考证史事，无疑是受到司马光《考异》的影响。

年岁月日的确定，是记载历史不可或缺的元素，编年体史书尤其如此。根据气朔闰月与干支纪年、纪日等方法推定年岁月日，是考订历史时间的有效方法。《考异》开篇第一条，即运用推历法据北宋刘羲叟《长历》考订战国纪年，指出《汉书·律历志》与《史记·鲁世家》集解引皇甫谧所纪“岁次皆合”，而《史记·六国年表》则“差缪，难可尽据”。至于根据历史上的朔闰结合干支纪日法考证史籍记载的日月舛误，《考异》中更是多见。司马光还将《长历》的气朔闰月载入《通鉴目录》。一九二五年，陈垣先生创制《二十史朔闰表》，其中汉代至五代的朔闰，即依据《通鉴目录》所载刘氏《长历》。这是对前代史学家运用推历法考证历史时间的发展，成为历史年代学的经典之作，为治史者不可或缺之工具书。

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垣先生在《元典章校补释例》中归纳出“校法四例”，对校、本校、他校、理校，俨然成为校勘古籍的四种基本方法。夷考其实，这些方法正是司马光考订鉴别史料的常用法，亦可称之为对证、本证、他证、理证法。

对证是以同书的不同版本对勘，以查找诸本之异同，纠正记载的讹误。《考异》征引班固《汉书》，就使用了《汉书》、《汉书》旧本、两浙钱王写本《汉书》三种版本。对于韩愈等修撰的《唐顺宗实录》，更参考了七个版本，其中“五本略而二本详”，《考异》引用时“以详、略为别”。

本证乃是以同书的相关部分互证，抉摘异同，订正谬误。其运用在《考异》中俯拾皆是，特别是纪传体正史，如以《史记》的本纪、世家、表、志、传记相勘，《晋书》的本纪、传记与载记互证等等。

他证则比他校的范围宽泛得多。他校法，是以他书校本书，主要指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而《考异》中，凡一史事有多种记载，皆可以诸书互证，考订真伪。不仅纪传体正史之间，《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与《三国志》、八书与二史、《隋书》与新旧《唐书》、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等可以相互订正；纪传史与编年史之间，《汉书》与《汉纪》、《后汉书》与《后汉纪》、新旧《唐书》与《唐实录》等亦可参据考证；甚至文集奏议、谱录行状、墓志碑铭、地理小说、政书类书等，皆可援据以订正史书之记载。

陈垣之所谓理校，是凡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使用的校勘法。司马光之理证法同样如此。此法既为迫不得已之法，故风险必多，然亦最见史家之眼光识力。凡一史事记载各异难于判定之时，《考异》多用理证之法。例如根据张九龄《白羽扇赋序》和敕报，说明唐玄宗是“以盛夏遍赐宰臣扇，非以秋日独赐九龄”，从而驳正《明皇杂录》与《新唐书》记述张九龄献赋是惶恐弃捐的错误。又如《大业杂记》载隋炀帝欲杀杨素，毒酒误饮元德太子致死。《考异》则据理指出：“它书皆无此说，盖时人见太子与素相继薨，妄有此论耳。”

还须指出，上述诸法非止单独运用，《考异》常常诸法并用，故其分析史料，辨识真伪，为后世所服膺。可以说，司马光考订鉴别史料的方法，经后世史学大师的传承光大，方有近代史学和文献学的巨大进步。

《考异》还保存了大量丰富的史料。在它引据的近三百五十种书籍资料中，很大部分已经湮没无闻。有些文献在目录书中虽有著录，但因久已散佚，其形式内容已不可晓。还有些书籍甚至目录书亦不见著录。然而由于《考异》保存了这些书籍的片断材料，使后世得以窥其大略。如唐代原有各朝实录二十三种，除韩愈《顺宗实录》外，其他均已亡佚。然而《考异》的隋、唐、五代各纪中，摭引唐代实录尤多，甚至超过《旧唐书》与《新唐书》，既展示了唐代各朝实录的大致情况，也为唐史的研究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成为后世辑佚家凭依的重要书籍。

由是可见，《考异》的价值不仅在于可以深入探讨《通鉴》本身的许多问题，而且对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对史源学和文献学史，也都具有他书无法取代的作用。司马光于《通鉴》修成时，不将《考异》作为《通鉴》的附注，而与《通鉴目录》一并以单行本刊刻，正是考虑到《考异》独立成书的重要价值。这也正是白寿彝先生坚持以《考异》独立出版之缘由。

北京师范大学 邱居里

二〇一八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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